由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应用伦理研究中心主办，日本国社团法人伦理研究所协办的东亚经济发展与社会伦理研讨会，于10月17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的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就东亚经济发展与社会伦理的有关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与会者认为，近二三十年来，东亚经济迅速崛起，创造了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作为其文化背景的东方文化的价值，尤其是东方伦理传统的现代意义，受到世界各国各地区学者的广泛关注。去年以来爆发且不断蔓延的亚洲金融危机又引发了关于东方文化与伦理价值的新一轮探讨。这不仅增添了世纪之交东方文化反思的内容，也增添了这一反思的现实意义。
与会者认为，儒家伦理是中国传统伦理的主体，也是东亚地区伦理的核心，它对东亚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在于：以义导利的思想有助于克服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爱群利群的观念，有助于人们正确处理群己关系，走共同富裕之路；以和为贵的思想，有助于加强组织的凝聚力，团结协作，推动经济发展；诚实守信的精神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相吻合，有助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其消极作用主要在于：重义轻利的倾向使经济发展缺乏利益驱动；尊卑等级观念不利于平等竞争；轻视科技的思想，窒息了人们探索自然奥秘的热情，使经济发展缺乏科技的支持；因循守旧思想，扼杀了人们的开拓创新意识；德主刑辅的思想适应的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人治需要，而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法治要求不适应。因此，对传统伦理进行认真的分析，积极的改造，发扬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克服其消极因素，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会者认为，把东亚经济迅速崛起的奇迹归功于亚洲价值与把金融危机归因于亚洲价值一样，都是片面的。所谓亚洲价值是这样一些观念：亚洲国家在政治上要自立、自强，把亚洲看成是亚洲人的亚洲，不应从属于或依附于西方；在伦理上，重视家庭和集体，主张社会第一，个人第二，反对奢侈浪费，提倡勤劳节俭，反对个人中心主义和追求享乐的风尚；在经济上主张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保护本国民族经济利益等。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固然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即儒家文化，但文化的影响不能背离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尊重个体的利益驱动。在市场经济中，个人、企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内驱力，优胜劣汰的竞争则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外在压力，二者的结合构成了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动力。与这种个体利益驱动相反的“重义轻利”的儒家价值观则难以构成经济起飞的动力。亚洲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决不是亚洲价值，它是一个经济现象，因而其原因也必然是经济的，而不应是文化的、哲学的。其内因在于东亚经济长期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如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而过度投资导致信贷膨胀与泡沫经济；国内投资比例失调，结构不合理，造成呆帐死帐大量增加；银行过量投资于证券业抬高了资本市场价格，为投机者的炒卖提供了可乘之机，过早推进金融自由化，大量举借外债，短期债务过多，外资结构及流向不合理，而国家又未能及时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及危机防范机制等。国际货币投机者的投机活动构成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线。与会者认为，偏重于整体主义的亚洲价值，作为寻找自己现代化道路的东亚国家对19世纪以来西方工业文明派生物的个体主义价值观的文化抗争，固然有其优点，但其最大局限是缺乏原创力，无法适应已经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因为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有个性、有创造力的个人。所以必须超越亚洲价值，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
 |
